几年前，我曾在《新民晚报》上发表文章，对国人一向引以为豪的民乐，陷入演出频率下降、民乐观众流失、曲目晦涩难听、不思进取创新的濒危之境，表示了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的失望之情。希望中国民乐，能走出传统的篱笆外散散步，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。
可5月15日晚，洗心革面的香港中乐团访沪音乐会，让我看到了低迷落泊、沉闷乏味的内地民乐市场出现的一束新曙光。
作为“2010上海之春”台北、上海、香港三场重要的民族音乐会之一，无疑，香港中乐团的艺术表现最为出色。当进取心成为一支高度职业化乐团的灵魂时，音乐语言就变得清新可人，活力四射。这或许是香港中乐团每每在内地受欢迎的原因之一。
民乐“内冷外热”现象已经存在多年。可悲的是，内地民乐界始终未能从中找到治愈“民乐阳痿”的可靠药方。
坦率说，民乐需要亢奋，亢奋才有救；民乐需要新曙光，新曙光能让扭头离去的听众重返音乐厅；民乐还需要布郎鼓，满场的布郎鼓，能唤醒恹恹欲睡的内地民乐精英“雄起”。
这场音乐会，香港中乐团可谓出尽风头，这在近年来内地民乐市场难得一见。98%以上的上座率；阎惠昌四次返场加演后、观众起立长时间鼓掌，仍久久不愿离去。这种狂热之情，实在让我大吃一惊。这种“盛况”，唯有在世界超强乐团的交响音乐会上才能所见。
我们有必要回放一下5月15日晚的这台音乐会。
音乐会共上演了四部作品。上半场是郭文景的合奏《滇西土风三首》；罗永晖的琵琶协奏曲《千章扫》。下半场是民乐版的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，以及程大兆的《黄河畅想》，并且全部采用大乐队的形式。我们且将对作品的曲式结构等技术分析，留给专业人士评说，单说说这支乐团的与众不同。
我以为，《滇西土风三首》、《千章扫》两部作品，是以现代作曲技法加“中国元素”（少数民族部落元素）创作而成的。说实话，这两部寻古探幽式的晦涩难懂的作品，学院派们或许叫好。可我相信，它与符合音乐大众欣赏习惯的乐曲有很大不同。75%以上的非专业听众未必领悟，反而勾起人们“怀念经典”之情，感叹这个时代，旋律大师太少。因为，上乘作品，从来就是简约、完美旋律与技法锻造的。然而，这类不正统的调性关系和不规则的韵律组合，并且复杂得吓人的作品，演奏却颇需功力。即便这样的作品，香港中乐团的演绎依旧可圈可点。
这里，值得大书一笔的是阎惠昌的“敢为天下先”。
随着常规乐器二胡、低音革胡、中胡、高胡、贝大革胡、中阮、小阮以及低中音唢呐等乐器的大规模改良，音乐洗心革面，猛然痉挛了一阵后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。这是继彭修文开创大型民族管弦乐队模式后的又一次“革命”。而这种“革命”，是需要胆魄的。
香港中乐团把占乐队压倒数量的系列弦乐器原来的蟒蛇皮，改用人造的PET聚酯皮膜替代。不仅仅在环保方面顺应了世界潮流，清除了中国乐器制作靠“杀生”的不良记录，其重要意义还在于：它的改良，极大地改善了大型民族管弦乐团的音质。就音色而言，听众明显感受到耳朵舒服了。它富有成效地改善了以往大型民族管弦乐团的音准差、协调性差、噪音令人心神不宁等一系列乐坛争论不休的难题。其厚度、质感，音准以及整体协调性，基本符合那些听惯西方音乐的耳朵。产生出“一样的民乐，不一样感觉”的效果。
话在说回来。与上半场略显沉闷乏味相比，下半场，民乐版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一出现，观众情绪立刻被调动起来，音乐会高潮叠出乃至贯穿到终场。
这是一次美的感官享受。这种形式上的新尝试，将使更多经典之作以此为蓝本，出现在今后的音乐会舞台上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民族版《梁祝》的配器手法，仿照了西洋乐器的配器手法，毫无别扭感，使得小提琴与民族管弦乐队完全融合一体，即有层次感，又有厚重感。一组高中低唢呐及管子在改良后的音色，除音量稍弱外，已具有了西方交响乐队铜木管的某种质感。极大地改善了这个声部的软肋。
一首原本西洋管弦乐团演奏的作品，经过创新，产生出美妙别样的民族音响效果，这让观众大为激奋。而这一切，源自大胆、革新和敢于尝试。
音乐会的高潮，出现在压轴戏《黄河畅想》中。乐曲加小道具布郎鼓，这“画龙点睛”之笔，或许是阎惠昌新发明。于是，音乐会出现了少有的戏剧性场面：满场的布郎鼓，让台上演奏员和台下观众，在音乐和呐喊中互动，指挥阎惠昌籍此成功地煽起观众情绪上的一波又一波高潮。尽管这首乐曲好玩不中听，可作曲家的创意还是有点绝，在民乐萎靡不振的今天，加了“调味品”和互动的这一招，还确实管用。“调味品”吊起了观众的脾胃，唤醒了观众的倦怠。
香港中乐团是有作为的。尽管它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，比如，改良后的某些弹拨乐器的声音偏刚，不够柔软；弦乐器改革后音准问题虽然解决，但原韵味有所弱化；音乐会的曲目选择还可以更大众化一些等等。
但无论如何，这场音乐会，让过去钟情民乐但心生悲情的听众，在幽暗的隧道深处，看见尽头有了一束光亮。
